第57章（1 / 4）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杭日战争胜利后，奉派代表经济部及战时生产局，首先飞往南京，在何应钦将军下，协助办理受降接收事宜，历时月余，在台湾省光复前夕，即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达台北，接任台湾省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调任台湾省长官公署财政处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策划建立台湾省财政金融制度。至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台湾省政府成立，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主持台币改革，对于稳定物价，获得特殊绩效。

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0年)初任经济部长，兼美援运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司年三月改任财政部长，开始推行现代预算制度，厘定财政金融政策，整理各项财税法规，收效甚宏。

民国四十四年（一九五五年），他继俞鸿钧先生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并兼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及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严先生平素对人谦和，治事严谨，生活朴素，他常勉励部属，当某一件事发生争执时，心里要记得八个字‘退一步想，易地而处，。他认为不能希望每个人的性情、思想、意见完相同，每个人都有个性，我们毋宁要发展这种个性，以达成多面特殊的成就。但因各个人意见不同，相处在一起时，难免发生争执，如果人人能‘退一步想，易地而处那末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化戾气为祥和了。

他并要求部属最好能‘公尔忘私’或是‘先公后私’。他认为凡是能遵守‘先公后私’、‘易地而处，这两句话的人，一定是愉快的人，也一定能做愉快的事，对个人、对国家，一定有所贡献。”[7]

细读这一段经历，静波先生“功在党国”，做人方面，则“治事严谨，生活朴素”，达到完人的标准。

我们体谅新闻人员的苦衷，跟风为环境所逼，所以，听不到反对的声音。和官方宣传正相反，严的才具、建树，连勉强及格都很困难。充其量他只是个循规蹈矩的政客，无条件服从的yesn（唯唯诺诺的人），张群、魏道明型的大官僚。

做台省主席期间，一般耳熟能详的批评说他是“好人，不是好官；是好国民，不是好公仆。”

有段关于他拘谨不负责任的故事，经杂志揭载，曾传诵一时：

“去年西班牙戈耶画展举行前，中央暨省级有关机关均拨助少许经费，外交部更竭力襄助，因戈邓画展系中西文化协会主办，正当中西二国邦交积极开展之